21日，泰兴方面传来消息：本赛季中甲联赛排名第六的泰州远大面临转让甚至陷入了可能直接解散的处境。
一直以来，远大俱乐部以“名帅名将云集+坚决不欠薪”的两大招牌屹立江苏足坛，在职业足球竞争激烈的江苏省内实现了传奇的三年三连跳。
远大俱乐部于2017年成立，是泰州历史上第一支职业足球俱乐部，不过俱乐部地址却不在泰州市中心，而是在县级市泰兴。
2018赛季，球队在四川成都龙泉驿足球场的决战中击败成都兴城，夺得中冠联赛元年的冠军，成功升入中乙、填补了泰州职业足球的空白。
2019赛季，在老帅殷铁生、老将沈龙元的带领下，球队一鼓作气获得中乙联赛季军，直升中甲联赛，令国内足坛为之侧目。
但是到今年以来，看似“联赛第六”的排位处于中甲第一梯队，但事实上这支泰州队是以六连败（第二阶段全败+足协杯负于武汉卓尔）结束2020赛季的，早早在舆论圈中稀释掉了第一阶段的努力。
本赛季一共有四支江苏俱乐部参加中甲联赛，分别是昆山FC、泰州远大、苏州东吴、南通支云，但是能够从第一阶段突围、排名前六的只有昆山FC和泰州远大。
相比于背后金主为实力雄厚、雷打不动的昆山市委市政府、绝无资金压力的昆山俱乐部，泰州远大作为民企球队，在这个疫情年之下，生存分外艰难。
远大投资集团是主营家具，今年受到宏观疫情影响，资金链从年头甭到年尾，更要命的是除了集团自身，泰兴市方面的支持较之数年前扶持作为新生企业的远大时，力度也很难媲比，这就导致了远大俱乐部萌生离开泰兴、乃至退出足坛的想法。
从本赛季中甲的成绩来看，第一阶段远大的表现其实不错，但是第二阶段远大直接遭遇五连败，足协杯对阵全华班的武汉卓尔青年军更是毫无脾气地脆败。
一胜难求，这让外界很难不去猜测这支不少球员合同即将到期的“殷家军”，队内是否存有不稳定因素。
此外，早在本月17日，就有泰州球迷反馈说，俱乐部通知球迷在12.18-12.20日这三天时间里，前往泰兴体育中心旗舰店办理2020赛季套票退款手续。
这似乎也印证了一些传言。
一般来说，如果2021赛季依旧是赛会制的话且集团仍然决定“玩下去”，那么今年度的年卡球迷们可以选择退回或者顺延，等到主客场的时候继续使用。
但俱乐部直接选择退回而没有顺延的选项，这就使得流言慢慢显真。
查看泰州远大俱乐部官方网站，不难发现里面的内容已经很久没有更新了。官方微博最新动态还是祝贺淄博蹴鞠和武汉三镇冲甲成功。
俱乐部官方微信公众号的最新动态，也只是12月7日招收2008年龄段的试训小球员的讯息，此后两周无任何更新。联想此前更新频率很高，这自然是极不正常的。
同时，近日一家地处泰州的球迷会发布了一条动态，字里行间也在暗示远大俱乐部无缘在泰州踢中甲的局面。
据了解，远大俱乐部确实存在2021赛季搬迁至无锡的打算，但是这也需要集团方面与无锡相关部门的沟通。
说到底，企业投资足球，最终还是追随于政策照顾。
本赛季，无锡信捷参加了中冠联赛，原本立志冲乙，但是最终还是实力不济、冲乙失败，这让仍处于职业足球真空的无锡市有了引进远大俱乐部这家中甲队的意向。
根据规定，泰州远大注册在江苏省足协，只要不迁往江苏省外就不算违反中国足协关于禁止异地转移的规定。
但问题在于，如果远大集团迁往无锡没有谈妥的话，那么对于远大这支成立已逾三年的球队而言，其结局来很可能就是解散。
必须看到，中国足协本月14号在上海会议发布的中性名政策、即“去企业化”政策，确实在现实层面狠狠打击了太多俱乐部投资商的注资热情，甚至一定程度上，这项政策起到的反作用还冲释了限薪令对拉拢投资人的正向引导影响。
目前观看，中性名政策在2020年这个经济大滑坡的年份里，已经大有成为“最后一根稻草”之势，其压垮的俱乐部的面积，横管三级联赛，某些老字号中超豪门都在应对这项政策时产生了告别历史的冲动。
至于下游的诸如泰州远大这样的地方性、区域性企业，跑路撤退，实在是分分钟的事情。
回想两年前，2018赛季的中冠1/4决赛赛前，当时就有“有中冠恒大”之威名的泰州远大正式宣布更换全新队徽，新队徽的最大特色是“复古+队名去企业化”。
新队徽依然采用盾形主体轮廓，以泰州远大集团logo为基础背景，采用代表着凤城泰州的凤凰，正居中间，脚踩足球，头戴皇冠，振翅欲飞。
相较旧队徽，新队徽有着浓浓的复古风，第一眼给人的感觉有甲A时代队徽风格的年代感。
同时新队徽的最大特色是相较老队徽“YUANDA FC”远大足球俱乐部，新队徽已书写为“TAIZHOU FC”泰州足球俱乐部，实现了队名去企业化。
不过新队徽还是以泰州远大集团logo为基础背景，依旧带有企业色彩，只是没有了文字体现——这也表明了远大集团及其投资人李阳，对于足球兴企的愿景。
这份愿景的背面当然就是隐患，一旦企业在足球板块中失去养分回馈，剥离和消失的速度只会快上加快，绝不会有犹豫。
1983年，中国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在《小城镇再探索》一书中首次提出著名的“苏南模式”。
当时，全国正处于新一轮发展探索期，苏南三市创新选择了集体经济、大力发展乡镇企业，杀出一条村镇“农转工”、就地城镇化的“血路”。
此后，经历亚洲金融危机，乡镇企业遭受重创，苏南再次借助浦东发展的机遇转向外向型经济。
两次转型奠定了“苏南模式”的基础，也带动了诸如苏中地区的泰州和苏南地区的南通、昆山等市县的效仿，以及随之兴起的地方民企。
到2003年，苏锡常三市全部县级单位进入全国百强县名单。直到去年，昆山和江阴仍稳居前二位置。
但另一方面，集中于低端制造的产业结构不断固化，这同样引起江苏省里领导的警觉。
早在2007年数据就显示，苏南三次产业结构中，占比超过60%的第二产业中，重化工业率高达70%左右。
“苏南模式”的时代局限性亦加速显现。
从GDP上看，自“太湖蓝藻”事件后，无锡GDP排名从当年全国第9位一度下滑至第14位，GDP名义增速甚至数年趋近于0。
与此类似，苏州和常州的排名均有不同程度下滑，苏州更是从2004年全国第4位接连被深圳、天津、重庆超越，近年来稳定在第7位的位置——有关苏南“掉队”的担忧也浮出水面。
一方面，苏南城市开始反思制造业处于全球产业链低端的劣势，期望补足科创短板，掀起科技城等创新载体的建设浪潮；另一方面，传统“苏南模式”的路径依赖，却阻碍了产业升级进程。
在讨论“江苏为什么没有BAT”时，有分析指出，政府主导的乡镇企业定义了“苏南模式”的基本框架——生产工业“中间品”而非“成品”，倾向于重资产，制造业发达而服务业偏弱。
这正是今日泰兴市与远大集团面临的历史性难题。
在不久前发布的“2020年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榜单中，江苏上榜近90家企业，大部分来自包括建筑、冶金、装备制造、化工等在内的传统制造业。
这种偏科问题，也影响到苏中、苏南城市新一轮产业布局。
在2018年的全国“两会”上，当时刚刚履新不久的江苏省委书记娄勤俭就曾强调：尽管江苏的实体经济、制造业在国内实力较强，但产业处于全球产业链的中低端仍是江苏的“短板”，高速发展的比较优势不够充分。
产业转型，必然有阵痛，而阵痛的承受者或许只能由先前的“被照顾者”来受捧。
在江苏中部和南部的境内，2020年遭遇政策空白和资金压力的企业，远远不止远大投资集团一家……